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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与台海问题


发表时间:2012/5/28 17:22:22

来源:新闻发布者




一、关于目前我国的周边形势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一)周边各方向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4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总统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6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临时政府先后向俄罗斯与美国提出求援,但俄罗斯除了加强其在吉军事基地戒备外一直按兵不动,而中国政府则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627日,吉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吉将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公决获得高票通过。73日,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任期到2011年底。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10月举行,吉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干涉阿富汗选举,导致当选连任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美国、“占领军”北约部队之间矛盾加深。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影响力趋于增强。美国决策层内部对“阿富汗新战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奥巴马为维护自身权威被迫临阵换将,将“战功卓著”的麦克里斯特尔解职,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接任。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巴对本国部落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遭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巴塔”一再制造严重恐怖袭击活动,不断造成巨大伤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严重受制于议会,大权趋于旁落;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20106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虽然政局总体稳定,但民族分离组织与反政府武装(印度“毛派”等)不时对印度安全部队发动突袭,破坏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造成严重伤亡与损失。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1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试图逼走近万名示威者,“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泰国军队于519日开进“红衫军”集会区域,展开“清场”行动,双方冲突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多名“红衫军”领导人于当天下午集体自首,宣布结束集会示威。阿披实总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指,政府有信心使国家恢复正常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5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泰国内阁批准把在曼谷和23个府实施的宵禁再延长4天。7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菲律宾举行完总统大选,小阿基诺以“反腐败”为旗号高票当选,开始了六年任期;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3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

 

    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韩国总统李明博于524日就“天安”号事件对国民发表讲话,要求朝鲜道歉,表示将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领海,中断韩朝贸易、合作与交流,并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后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同日还表示将恢复“对朝心理战”,更积极参与“防扩散倡议”,在近期举行韩美反潜军事训练。韩国并于64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通报其联合调查结果,请求安理会做出反应。特别是,韩国与美国欲藉“天安号”事件于7月份在黄海一带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传闻指美国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可能参演,由于黄海属于中国近海与高度敏感海域,美韩军演不仅临近中国领海,而且直逼中国的政治中心,何况“天安号”沉没迷团未解,美韩大规模军演不仅将进一步激化朝韩、朝美矛盾,更将威胁中国安全,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经中国方面的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7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声明未明确事件的责任归属,只是谴责了导致“天安”号沉没的攻击,并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而致力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被搁置多时,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充满坎坷;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置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朝鲜宣布将于20109月份召开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而上一次党代会则是在三十年前的1980年举行的,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其三子金正银即将走上前台。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并于8月底完成,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

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6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表示将继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新制裁,对伊朗多管齐下,一面强化军事威慑,一面加大颠覆渗透,而伊朗也是积极备战、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21日举行。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复杂根源

 

   “内因”: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与无序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NGO)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选举争拗与“街头政治”司空见惯,以至内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9月国会众议院选举导致自民党“丢掉”政权,民主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日本政治由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逐渐转向“两党制”,其政党结构在形成相对稳定的“两党制”之前日本政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泰国“亲他信”的“红衫军”代表了“改革派”,现政府则代表了维护国王与军方权势的“保守派”,二者之间的改革与保守之争远未终结,彼此矛盾还将不时激化。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对于泰国独特的“红衫军现象”,国际舆论指双方之间的争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国社会中的城乡阶级矛盾,“泰国破碎的民主”及其日益增长的政治无序状态对泰国经济极具破坏性,泰国政府驱散“红衫军”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城乡对立,泰国在找到解决该矛盾的持久办法之前,双方仍将陷入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外因”: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为延续世界霸权与防范“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动顺应”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亚太的态势,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颇”作法,不仅力图“平衡”兼顾“大中东”与亚太,在“西线”着力“反恐”与推进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同时,在“东线”着力遏阻中国这一“主要战略对手”,而且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巧实力”。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更加“关注”亚太,加大“战略投入”,给亚太安全与中国周边形势带来复杂“效应”。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肆进行地缘扩张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其中,中亚乃美国与俄罗斯地缘角逐“焦点”之一,双方围绕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问题长年角力,俄罗斯对前总统巴基耶夫“脚踏俄、美两支船”早已不满,加之认为美国因深陷金融危机而无力反击,因而“力挺”吉反对派4月夺权,力图通过支持奥通巴耶娃“临时政府”重新夺回中亚“主导权”。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东进”东南亚、“西入”西亚。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其中,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日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是中国及其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三)中国政府的从容应对

 

   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

 

    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以“四片经营”为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对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有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与日本,以及一个“特殊的邻国”——美国。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中俄两国在经济与军事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平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美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维持着大量驻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该地区作为其设想的主要战场,美国还在距该地区不远的关岛基地大力加强了远程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中国的正常崛起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威胁,并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坚持对台军售。

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它既没有对其侵略历史认真反省,又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心怀不满,也不愿看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完全受美国摆布,而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日本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即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还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目标,积极化解矛盾、缓解危机。

 

    其次,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十个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即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及其海域划分上的争端,中国的主要对手为东盟有关国家以及美国对其给予的支持,而中国的主要伙伴也是东盟的其它有关国家。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海问题(其中又以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最为突出)现已成为异常棘手、甚至难以逆转的“老大难”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主权领土及其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

 

    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不仅扼守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便捷通道及将中东石油运送到东亚地区的海上生命线,其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本身还蕴藏着丰富的海底油气资源与渔业资源,它不仅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觊觎,而且还引起了美日两国的高度重视,并由此而使南海问题更为复杂化与尖锐化。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是因其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是因其态度蛮横且不断带头对中国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国的撑腰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一方面既要现实可行与量力而行,要等待时机,加快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备后用;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开展行动,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极地“搁置争议”。当务之急应坚持南海争端的“双边属性”,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对有关国家的无理取闹及强权行径采取更为有力的坚决措施,决不手软,同时调整对南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政策。

 

    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例如泰国、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再次,对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邻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非法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

 

    对于同样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国的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与印度“独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大力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之势,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景、美印军事合作等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

 

    第四,对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中国的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包括为此开展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斗争;二是密切结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邻能源开发合作。中国的中亚政策将坚持“安全”与“经济”并举的“双轮驱动”,坚持双边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兼顾的“双管齐下”。

 

    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中国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二、关于台海形势

 

    当前影响台海局势发展的战略环境与条件虽未发生重大质变,在中美台三方的博弈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单独决定或主宰两岸关系,但一些关键变量已出现充满希望的前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强劲,两岸政经整合的步伐加快:从外部因素看,中美实力差距在缩小,大陆话语权增大,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能力下降;从内部因素看,两岸实力差距在拉大,大陆对台新思想、新战略与新举措进一步增强其主导两岸关系发展的信心与能力。

尽管如此,两岸关系自20083月以来的重大历史性变化仍处于量变不断累积的初级阶段,岛内因素与外力因素的复杂性,使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仍有相当一段崎岖之路要走,。

 

(一)左右台海关系的主要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岛内因素的发展趋势

   

    岛内局势正朝着有利于两岸和平合作、不利于“台独”的方向发展。台湾执政当局奉行积极务实的大陆政策,为两年来两岸关系在诸多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创造了重要条件,两岸关系初步形成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国民党当局大陆政策产生的客观效果符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战略要求。但应看到,马英九当局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是服从、服务于其巩固执政地位和谋取连任大目标的,基本战略是“和中亲美友日”,因而,其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局限性和实用主义特点。马英九、国民党对发展两岸关系的态度和做法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复杂而多面,既有客观需求与压力,又有主观愿望与顾虑。职尽管如此,也应看到,一些不利于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消极因素也在增长,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仍有东山再起的能量和条件,台湾主流民意中的“主体意识”仍在发展蔓延。

 

   美国等外力因素的角色

 

    外力因素的某种不可控性决定了中国统一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个层面:1、美国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中美冲突与合作难以避免。2、美国对华战略与中美关系:复合复杂的竞合关系。美软硬两手的优先次序、重点和程度随着美国全球战略、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国的实力和发展方向的变化而转换。3、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以台制华与推美抑独、防美干预。美“以台制华”战略的本质难以改变,台海政策始终是清晰、明确的。美仍是影响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点是:“一个中国、和平解决、两岸对话”,继续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战、无限期拖延”的局面,通过策略上的“双轨平衡”技巧,保持两岸的战略均势,防止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美国所定义的现状。在此大框架下,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台湾政治发展的影响和控制。美国确保两岸任何一方不片面采取行动挑衅对方。主要手段包括:对台军售;积极支持台拓展国际生存活动空间;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的水平等。台湾角色定位的“被动性”与台当局亲美、倚美的“主动性”。

 

    大陆因素的影响

 

    两岸实力差距拉大。大陆在两岸关系上占据着战略和全局优势,这是最具实质意义的。大陆比以往更有条件、更有信心、也更有能力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导权,决定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前进方向。

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外部势力实施“以台制华”战略的空间被压缩,美、日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弱化,但美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台湾牌”。

 

    对台新思想与政策务实有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与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主张,成为大陆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根本指标。其思想精髓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最好的方式是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据此,大陆实施一系列自信而积极的对台政策与措施,实践已充分证明,推进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思想和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大方向正确而且卓有成效,是符合两岸同胞共同愿望的,也给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利于实现两岸的整合与民族的复兴。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

 

(二)两岸关系发展的内驱力

 

   历史性转折与历史性突破

       1、两岸在承认“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方面建立了政治互信,两岸关系有了发展的基础和前进的动力。

 

    2、两会制度化协商取得丰硕成果。

 

    3、推动三十年之久的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基本实现,为今后更长远的发展创造重大积极条件。三通大门一旦打开,将很难关闭,即便是民进党上台。

 

    4、两岸妥善处理了联合国涉台提案、台以观察员身份参与WHA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使干扰两岸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两岸政治僵局:深层次和结构性问题复杂难解

 

    影响和制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推进的根本症结在于:在战略层面,国民党当局受选举政治等岛内环境的影响不敢、不愿和大陆谈统一、不放弃“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立场,而且积极呼应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在战术层面,两岸关系发展正陷入某种环环相扣的逻辑怪圈中难以自拔,使两岸关系越往前走,难度越大,付出的代价越高,复杂性和变量越多,不仅未能形成良性循环,相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使两岸关系停滞不前,重则使两岸关系严重倒退。

 

   两岸战略互信与解决问题的路线图

 

    两岸秉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原则,保持良性善意互动,努力扩大共识;按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思路稳步扎实推进,妥善处理了一系列复杂问题,克服了各种干扰和破坏,维护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这种新思维对两岸破确政治难题、保持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十分有益。

 

(三)未来的努力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两岸关系应该努力的两大方向:

 

    不断培养和增进战略互信,为两岸通过政治商谈解决难题营造环境与条件

 

    目前看,两岸只是建立了初步的政治互信,无论是国共两党之间、还是两岸当局与民间社会乃至领导人个人之间仍缺乏足够的互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仍须巩固和扩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两岸政治互信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巩固和扩大两岸关系发展的成果,通过新的发展成果累积更多、更强的互信,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更大的发展。可以说,两岸政治互信的维护、累积和扩大,对两岸关系健康深入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两岸容易减少猜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妥善处理彼此的分歧和矛盾,也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加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工程建设,从制度上确保发展的方向与成果是不可逆的

两岸关系目前这种靠单方施惠和“九二共识”模糊化所建构的和平稳定关系是脆弱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只有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机制化、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制度性安排与保障,打开一扇扇大门,搭起一座座桥梁,拓宽前进的道路,排除各种干扰,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如此,两岸关系取得的进展和成果才能不断日积月累、行稳致远,真正朝着统一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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